（原标题：让经济学更接近核心知识）
读书介绍：
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就逐渐发展出了“行为经济学”，其研究的领域是在个体表现出现实存在的人性局限性和复杂性时将会发生什么。短视偏好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只要我们在做出选择时保持怀疑和不确定性的意识，那么羊群效应就不会成为一种危险，同时最终趋向真相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曾在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高校开设多门经济学课程，著有《斯坦福极简经济学》等。他又为在线教育平台The Great Courses开设了“出乎意料的经济学”课程，于是就创作了《出乎意料的经济学》一书。泰勒认为，生活中的经济学原来都和经济有关，而他界定的“出乎意料的经济学”比想象中更有趣、也更有用。
泰勒指出，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所涵盖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绝非仅与经济相关。经济学的话题包括失业、经济衰退、政府支出和税收、国际贸易、股票市场、汽油价格以及企业并购等等。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研究人类选择的独特视角。他们认为，同伴、文化和成长经历确实会影响人们在诸如离婚、犯罪或捐献肾脏等问题上的决策。
经济学家强调，当某项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发生变化时，人们做出的选择也会随之变化。从这个角度看待经济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广度就会凸显出来。基于此，泰勒阐述了应从经济学植根于稀缺、选择和权衡取舍的角度来看待该学科。近年来，经济学研究已经扩展到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并提出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洞见，这就是“出乎意料的经济学”之由来。
重新定义的经济学
经济学最常被引用的定义之一来自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他在1932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做出选择的不可避免的需要。罗宾斯强调的是，在一个不得不进行权衡取舍的世界里，人们必须做出选择。有时，经济学甚至被称为“选择的科学”。泰勒认同这样的观点：经济学的确高度关注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的选择之间是如何作用的。毫无疑问，从拥抱选择这一理念出发理解经济学可能会赋予经济学一些令人惊讶的含义。
经济学的第一重含义是，经济学不只研究你买了什么、存了什么、在哪里工作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它从人类拥有多少时间以及他们选择如何利用这些时间的角度出发，思考和研究人类的行为。此外，它关注的是人们一生中拥有的时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个星期或一个月。
经济学的第二重含义是，选择意味着目的性。经济学家假设每个人都永远是理性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需要注意它到底意味着什么。理性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完美地计算一切，同时每个人都完全不带任何偏见。理性也不意味着所有人对他们想要选择的东西都具有或应该具有相同的偏好。理性真正的意思是，人们会尽最大努力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如果条件发生改变，那么他们通常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做出不同的选择。人类针对外部环境做出选择，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愚弄。至少，那些做选择的人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愚弄，因为理性会阻止他们。
经济学的第三重含义是，这些选择可能会带来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产生的力量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自从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了经典著作《国富论》，经济学家一直强调被后人称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追求私利的行为同样可以使整个社会受益。这是一种非凡的社会洞察力，但其力量和影响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足够宽泛，不仅涵盖了自利力量的光明一面以及这种对自利的追求可以如何造福于社会，还涵盖了自利力量的黑暗面以及如何以破坏性的方式发挥作用。
通过关注选择、选择是如何做出的以及不同选择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经济学显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导者。经济学家将他们的概念工具，即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有目的选择的概念，运用到了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中，并且在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心理学中。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行为经济学”。鉴于经济学所关注的是人们所做的选择，这门科学或许拥有惊人的乐观前景。
可以确定的是，经济学远远不只是关于金钱和商业，也绝不仅是某种简单的假设。简言之，经济学寻求更深层面上的理解。它试图揭示和探索人们出于某种目的而作出选择这一现实，无论这种目的是短视的还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同时，人们的选择与市场和计划等社会机制相互作用，并且这些选择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
引入心理学和脑科学
所谓的短视偏好就是指一个人往往只能看到现在或不久的将来，而不能清楚地看到最终要走过的长远道路。短视偏好实际上会导致人们的偏好随着事件的临近而发生改变。
在一项关于人类偏好的经济学调查中，参与者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拥有一个选择，一年后你可以得到100美元或者一年零一天后你可以得到110美元，你会选择哪一个？或许有人愿意等一天，但或许更有人不愿意再等一天。而泰勒想要强调的观点是，在现实世界中，等待一天并获得10%的回报是非常高的回报，每个人都应该总是选择这样做，无论这多等待的一天是在一年后还是在现在。甚至现在拿到100美元和等待一天拿到101美元之间，都应该选择后者。等待一天便获得1%的回报也是非常高的回报，因为这相当于获得365%的年回报。但是，在人们真正面对这种选择时，他们很容易拒绝多等一天。
拥有短视偏好的人会宣称他们想在未来做某事，但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做那件事，而是在后来为此追悔莫及。有什么办法打破这个怪圈吗？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方法是经验法则。经验法则可能并不总是合乎逻辑，但它们可以成为平衡短视行为的一种有用方法。经验法则在此指的是一些生活法则。比如把储蓄放在预算的第一位，而不是最后一位。存足够的钱，这样就有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难以长期遵循经验法则。
现代脑科学经常强调，大脑有不同组成部分，负责做出不同的反应。在许多情况下，现代脑科学的观点是，大脑并不是一个控制中心，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在说话。大脑有许多不同的部分组成，而哪个部分实际上控制你的行为可能会因特定情况的背景而异。经济学家试图利用脑科学中的这一想法，将短视行为的矛盾建模为多重人格。其中一种理论被称为“心理账户”，即人们在脑海里将他们的财务选择分成不同的类别。例如，第一类别是当前收入；第二类别是你的资产；还有一个类别是你未来的收入。
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类别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假设你的房子价值在一年中上涨10%，或者按照更贴近过去几年现实的说法，它的价值在一年中下跌10%，对大多数人而言，其资产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当前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对经济学家来说，你的房子价值一年上涨10%，与今年中了一个彩票大奖是一样的。
就这样，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就逐渐发展出了“行为经济学”，其研究的领域是在个体表现出现实存在的人性局限性和复杂性时将会发生什么。短视偏好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行为经济学是指当你没有清楚地看到动机时，或者当你甚至很难说某人是否试图做出明智的决定时所发生的事情，因为理想决策本身就会根据时间框架而变化。至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人类行为研究引入经济学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并且在未来几年里，它似乎已经蓄势待发，有望取得更多研究成果。
无限接近经济学核心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已经发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人们在面临某些选择时，尽管这些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在客观上完全相同，人们还是会因为这些选择的表述或框架构建方式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反应。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提出所谓的“前景理论”。该理论的第一个论点被称为“损失规避”，它认为面对同等规模的收益和损失，人们更讨厌遭受损失。第二个论点被称为“参照依赖”，它认为个人偏好不仅与其最终得到了多少有关，还与审视某个参照点，并最终结果与该参照点进行比较有关。一般来说，当前的状态会被作为参照点。这两个论点各自独立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最初的起点往往被用作参照点，会决定人们将最终结果视为收益还是损失。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为什么完全相同的结果以不同方式加以表述或框架化时，人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前景理论认为损失规避和参照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框架构建非常重要。
卡尼曼实际上接受的是心理学而非经济学的训练，他的诺贝尔奖获奖理由这样写道：“以表彰丹尼尔·卡尼曼将心理学研究洞见引入经济学分析，特别是有关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泰勒认为，看到这些研究已经深入到足以获得诺贝尔奖，显然它们已经非常接近经济学的核心知识领域。
所谓的损失规避是指许多人在面对同等规模的潜在收益和潜在损失时，他们对潜在收益的偏好小于对潜在损失的厌恶。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炒股时考虑是否“割肉”。这在股市投资中有时被称为“处置效应”，指投资者趋于过长时间地持有正在亏损的股票，而过快地卖掉正在盈利的股票，即所谓的“出赢保亏”效应。
人们会有一种奇怪的信念，觉得只要不卖出亏损的股票，就没有真正出现亏损，以后总有一天能够回本。但实际上，对于投资策略而言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带丝毫感情冷静审视现实，就会发现你的股票下跌就意味着你已经亏损。再从未来可能出现情况的角度思考，持有亏损股票不卖的做法同样有点奇怪，因为卖出亏损的股票并承担投资损失可以让你抵消部分需要缴纳所得税的应税收入。与卖出亏损的股票相比，如果你只卖出盈利的股票，那么你最终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还有一些有趣的证据证明，在股市上涨时，人们更愿意通过互联网追踪自己的投资表现；在股市下跌时，人们则不再关注股票表现。同样，一个理性的人不论股市涨跌，都应该给予其大致相同的关注，因为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所谓的参照点是指许多人会将结果与某个隐含起点进行比较的事实。人们的决策往往基于某个参考点，而不是绝对的财富水平。例如，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可能会被视为收益，而丢失相同金额的钱会被视为损失，尽管实际的财富水平可能没有改变。在面对潜在收益时，人们往往表现出风险规避的行为，而在面对潜在损失时，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冒险。例如，当选择确保得到500元和50%概率得到1000元时，大多数人会选择前者。然而，在面对确定损失500元和50%概率损失1000元时，许多人会选择后者。
由于存在依托损失规避和参照点的框架化，加之其他一些已被发现和讨论过的框架，结果会出现极大的差异。框架化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人们会认真考虑他们面对的各种选项并进行权衡取舍，做出他们偏好选择。但框架化理论显示，人们并不能非常清楚地看清他们面对的选择。
运用传统智慧的智慧
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是人们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进行了所有可能的权衡取舍。然而，收集信息和形成观念同样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彻底研究透所有问题。因此，在一个时间和知识全都稀缺的世界里，我们中的许多人至少在某些时候，需要遵从传统智慧来做出决策。
传统智慧在很多时候是正确的，因此遵循传统智慧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传统智慧可能是错误的，遵循它可能导致糟糕甚至悲剧性的结果。传统智慧尽管众人皆知，却只是一小部分人认真研究和思考得出的结果，其他人只是接受了他们的权威和他们的结论。正如伟大的哲学家阿图尔·叔本华在19世纪所说的：“所谓普遍看法，只不过是两三个人的看法。”
对于经济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来说，弄清楚人们何时会从众、何时不随大流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遵从传统智慧，是因为之前别人已经这样做了，这种理论有各种不同的叫法，有时候被称为羊群效应，有时候被称为随大流或信息级联。在某个时候，社会信息的积累足够大，以至于超过了个人实际可获得的信息，而产生信息级联的关键时刻就是人们开始无视自己获得的实际信息，转而遵循传统智慧。
然而，信息级联本身就存在脆弱性。因为毕竟在某个时刻，身处级联中的人会意识到，他们和其他人正在忽略自己所拥有的证据和信息，单纯地遵循其他人先前的预测。要形成信息级联，需要出现下面情况：所有人关注的都是公开宣布的内容，而不是证据本身。事实证明，如果存在多种选择，而不仅仅是两种可能性，那么形成级联也会更加困难。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证据的演变，多种可能性会让你在两种可能性之间稍微转换。你不必只做出或黑或白的选择。
在现实世界中，掌握更多信息的个人出现可能会打破某个信息级联。设想一下，由于羊群效应，房价或股市上涨。然后，市场上某个著名的人物公开发声，比如像沃伦·巴菲特之类的人，他们的发声可以打破信息级联，使其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因此，也许在一段时间内，遵从信息级联看上去很危险，而在另一个时间，不遵从信息级联同样看上去很危险。只要上面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微小变化，整个群体就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这本质上就像从头开始，并且心中怀疑也许事情不太对劲。
如果认为自己获取切实的新证据和信息的成本很高，那么信息级联会形成得更快。如果获取社会信息相对便宜并且便捷，比自己获取私有的信息容易得多，那么也会形成信息级联。最终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当你意识到信息级联已经形成时，你不再依次观察一个人或一长串的人，而是可以看到与你所在群体无关的其他人群的信念。如果你能看到群体外其他人的信念，也许可以得到更好的推论，因为你知道那些人没有受到与你相同的级联的影响。
在当今这个专业知识和专家无处不在的世界，没有人能够无所不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感觉是这样，但你知道传统智慧偏向于那样。总是相信自己的信息而忽略传统智慧并不明智。传统智慧往往是正确的，如果你忽略它，你可能变得更穷或更不快乐。仅仅因为它是传统智慧，并不意味它一定是错误的。过分依赖他人的专业知识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传统智慧之所以经久不衰，可能仅仅是因为它是传统，而不是因为它真的是智慧。
这就教会了我们重视那些与传统智慧背道而驰的人。因此，我们可能要重视那些创办无人看好的公司的企业家，重视那些显然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和思考某个主题的异见者，他们可能至少在某些事情上曾经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在做出选择时保持怀疑和不确定性的意识，那么羊群效应就不会成为一种危险，同时最终趋向真相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出乎意料的经济学为我们展现了引入心理学和脑科学后形成的行为经济学，但对我们而言，显然不会止步于此，我们可能更偏向行为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在不确定性下的复杂经济学。
（作者系资深投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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